论证理论与实践的四个面向(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纵深发展，智慧化论证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一类是在数字化移动终端的新媒体上即时发生的“人—人”之间的论证现象，如政治对话、生活对话、热点争议等；另一类是“人—机”甚至是“机—机”的全新论证，如阿尔法狗和人工智能辩论系统。人们在借助人工智能为自身论证寻求多样化的论据促成有效论证的同时，也在被机器论证悄悄地绑架着。如何更好地谋求明辨是非、化解矛盾，从而达到既百花齐放又统一和谐的理想社会，这是人工智能的论证研究始终需要密切关注的。

论证就是有关说理的学问，是通达理性的桥梁。人类的论证实践源远流长，关于论证的理论研究同样历久弥新。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均从自身出发对论证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探讨。至今,论证理论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对象及方法，而且构建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并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和强劲的发展趋势。

作者：金立（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转自：光明网

第一，中国传统论证。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双向驱动下，论证研究有必要关注中国传统论证，以满足“用社会文化解释论证，以论证实践注释自身历史发展”的目标要求。眼下，学界既有学术流派围绕如《墨经》《公孙龙子》《论衡》《庄子》等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论证之语篇的分析研究；也有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围绕如对墨子、孟子、王充、朱熹等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之论证理论的探究；还有在中西论证理论比较视野下对譬、侔、援、推等中国传统论证方法的研究；更有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论证理论外译和西方论证理论的中译工作。此路径力求整合中外不同研究方法，以点线结合的方式，还原中国古代论证的部分面貌，进而系统呈现中国传统论证之真实全貌，并与西方论证及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此路径亦是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时代需求的回应。

因果性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以柏拉图的“洞穴假说”为例，困在洞穴里的囚徒只能看到映在墙上的影子，他只有走出洞穴才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这类论证中所呈现的因果链条让西方人确信，现象背后总有真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基于理性分析的因果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倾向于通过将知识划分为确定性的与不确定的两部分，进而分析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追求宇宙秩序的清晰性。古希腊哲学家试图将自然现象之谜归结为思维通过论证能够把握的秩序与结构，进而开理性探究自然之先河；中世纪神学家通过逻辑论证为神学命题进行辩护，从而用理性为神性奠定基石；近代西方数学家通过将数学这种精确的演绎工具广泛运用于科学探索，建立了西方理论科学的大厦；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通过提出对复杂因果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与论证的新思路、规则，尝试构建发现新知识的正确方法。正如笛卡尔所主张的，“逻辑乃教人如何正确运用理性，以发现尚属未知的真理”，在“求真”与“求知”的理性导向下，推理和论证对形式有效性的追求远重于对真实性、相关性以及接受性的要求，“抽象化、形式化方法发展为论证研究的主流进路”。

语言学研究可以区分为语形、语义、语用层面，这一区分也投射在论证研究中。传统的论证定义中，论证被视为一个序列和结构。英国学者苏珊·哈克以形式论证的方式定义了非形式论证，将论证统一地定义为用一串合规的语句展示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的过渡，认为非形式论证可以看作是自然语言的语句（或陈述，或命题）组成的一个序列。这种以论证结构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可以视为一种语形研究。而认为论证是由一系列为真的命题以某种方式推出另一个为真的命题的观点，是一种语义的视角。引入论证主体并将论证纳入具体语言文化环境中加以动态考察的研究，则是语用的视角。自20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对实践推理的关注，形式论辩学、非形式逻辑、语用论辩学、新修辞学、语义学方法、话语分析法、自然逻辑、语义—语用法、隐喻的逻辑分析等一系列论证理论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异常活跃的状态，这可视为论证以语用为主体对语法和语义的综合。此研究视角更贴合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而具有的动态性、复杂性特征。这一论证方法正在向认知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延伸，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网址: http://www.qsxkzzs.cn/zonghexinwen/2022/0816/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