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理论与实践的四个面向(2)

第三，政治论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政治交际过程既有合作共赢，也难以避免冲突与矛盾。因此，分析如何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政治博弈，把握政治论证的动机、规则、结构与语言，了解如演讲、辩论、答辩、谈判和对话等多种形式的政治论证方式，有助于我们掌握参与政治的主动权。

古语说：“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语言使用习惯等，群体内的人们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不同的思维模式会表现为对论证目的、过程以及评价的不同理解。同时，论证理论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因果性思维是西方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而关联性思维是中国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

随着现当代中西方交流日益密切，双方原本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也在逐渐融合与发展。当中国反思关联性思维下的推类论证不适用于科学论证的同时，西方也在反思因果性思维下的形式论证不适用于生活实践。可见，分析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保持着一定张力的同时正逐渐走向融合。当今中西论证理论研究也有了共同的新方向，即论证应当在中西方融合的视域下重新考察“情”与“理”的权衡关系，将“求真”“求知”“求善”“求治”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论证实现“证成结论”与“达成说服”的双重目标。

编者按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5日15版）

随着智慧化时代的到来，理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正以多元化的形式进入社会文化维度。智能科技的革新拓展了信息通路，并引起人们认知理性、交往理性及价值理性的变化，将人们的视野拓宽到了社会文化中一些“失真”“失语”“失效”的跨领域问题。

论证与语言密不可分，论证研究和语言研究互为补充。正如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约翰逊和布莱尔呼吁的那样，论证研究应该面向生活世界，针对真实语言和具体文本给出合理的分析模型。如此，才能为论证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语言策略，进而为构建自身话语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在检验相关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同时，进一步对论证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并促使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人类的特质以及逻辑学的走向等重大问题萌发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可以看到，逻辑论证与人工智能的良性互动，不仅使这两门重要学科自身得到极大发展，而且必将合力为人类表征思维与理解思维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论证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言语活动”，语言是论证最主要的载体。论证过程中的论点和论据、支撑和反驳都依赖于语言表达，可以是外显，也可以是内隐。苏格拉底认为思维是在内心说话，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论证是有关思维的，自然与语言有撇不开的关联。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受制于所在民族的语言，由此，不同民族的语言差异也会反映在其论证方式上。基于中西方语言在语形、语音、语法、文字等方面的差异，其论证也呈现出了明显不同：中国论证善于大量引经据典，并使用隐喻、推类、寓言、铺排等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的间接论证方法；西方论证更侧重使用演绎论证、归纳论证、类比论证、实证论证等方法。

中国拥有着5000多年璀璨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外文明互学、互通与互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与逻辑体系完备的西方哲学相比，中国论证理论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亟须被重视起来，构建中国特色论证理论体系意义重大。为此，本刊特约请两位专家，从论证理论与实践问题、中西论证理论的流变与互鉴维度进行深入阐述，以期引发学界共鸣。

2.语言的面向

人工智能与论证研究在过去20多年中，既独立发展又始终保持着互动：一方面，论证理论为理论推理、实践推理、论证互动的计算机程序实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则对这些思想提供了测试工具。从理论系统角度来讲，人工智能关注论证的重点是论证的理论模型和形式模式，继承并通过非单调逻辑发展了哲学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悠久传统。从人工系统角度来讲，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建立用来建模论证性任务的计算机程序。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网址: http://www.qsxkzzs.cn/zonghexinwen/2022/0816/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