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近问题”到“接近读者”：中国本土经济

在图书市场上，进入畅销榜单的大多是文学、哲学、传记和历史等类型的书籍，与经济学相关的比较少见。当我们一提到经济学畅销书，在阅读记忆中浮现的似乎都是一些投资理财指南，在大众阅读市场是“不值一提”的。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在当年是“专家式畅销书”的典型模式，把作者作演讲或思考状的照片作为封面大图，并附上关键词和推荐语。之后，这种夸张的模式就不多见了。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畅销书开山之作，是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大腕》（2001）剧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李永博 李阳；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1980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2次印刷版权页。

到此，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就结束了。这个阶段的经济学畅销书，除了《八次危机》都是通识写作，而上次畅销的通识写作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卖桔者言》，与《卖桔者言》不同的是，这几年的通识写作少了浪漫的、不拘一格的论述风格，作者受学科专业化影响明显，从章节、论证到注释都呈现出专著化的趋势。本世纪20年代的第一本经济学畅销书《置身事内》（上海人民出版社），其通识写作也有这样的特征。这本书在综述学界的研究基础上，向读者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如何参与、推动经济的发展。该书2021年8月出版，在5个月内重印13次，到2022年上半年印数达六十余万。这个印数在经济学畅销书中算比较可观的，但在过去几十年，包括《货币战争》在内，并没有任何一本能接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印数。

回顾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投资理财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某种“必备课”，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此，人们对金融既有实现“财富自由”的内在渴望，又有不信任的恐惧，而这些都构成必然条件，使《金融的逻辑》这样一本比较专业而算不上完全通识的书能得到关注。而横空出世的《货币战争》则提前铺垫了议题，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因为暗含“阴谋论”而被吐槽。出版方也顺势而为，在推广上突出两本书的对峙关系，成就了一本文集的意外畅销。

薛暮桥与孙冶方。

《我不是药神》（2018）剧照。

不过，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何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意识，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共同持有的。当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不是唯一对此进行阐释的新书。比如，卓炯在1981年10月出版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开宗明义集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不同的是，这是一本论文集，呈现作者思考商品经济的历程，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专著，站在改革节点回顾历史、提出问题和方法。经济改革前期的重点是在农村地区，实践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只分布着一些零星式试点，到1984年才转为重点。在1979年初版中，薛暮桥已经论述了“不能勉强地去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制”，到了1983年修订版，也即经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的上一年，他转而考虑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复杂性，在怎样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上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其看法是使这两种经济形式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作家”年代

孙冶方在书中的《流通篇》认为，企业不再是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是经济上亦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扩大自主权，“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这与薛暮桥关于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改革的看法，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然而，他在实际论证过程中却一直碰壁。他用“价值”这一范畴推动经济体系重建，可“价值”是来源于另外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有基于货币体系的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也即商品经济。在当时，如果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稍不留意就可能“犯错”。他在边界内无数次徘徊，一旦踏入禁区，又掉头无功而返，而这是他最终并未完稿的根本原因。

与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最接近的，其实是孙冶方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两人是堂兄弟关系，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和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在60年代接到任务撰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因为提出“讲企业利润”等观点而挑战了当时的经济制度和路线，在“文革”期间，薛暮桥被关入“牛棚”，孙冶方被捕入狱。在这期间，薛暮桥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孙冶方则抢救此前已经写了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截至1975年4月出狱，他用默忆的方法对书中内容在脑海中过了数十遍。“文革”结束，孙冶方同薛暮桥一样重启写作计划，遗憾的是，他在1983年2月病逝，遗留下未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书稿。1985年，书稿以《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发行。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网址: http://www.qsxkzzs.cn/zonghexinwen/2022/0809/511.html